【正文】

新时期文学思潮与王蒙创作

 

山东省泰安英雄山中学 张 丹

 

 　在“文革”结束的头两年，对“四人帮”及其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在形式上是激烈的，在思想理论上并没有摆脱“左”的倾向。这种对过去极“左”倾向的否定，还笼罩在“两个凡是”的历史阴影下，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澄清。直到1978年在全国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后，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才真正开展起来。不久以后，文艺界才开始了文学的解冻，控诉文革的作品不断应时而发。在文学逐渐萌发的大背景下，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党的领导人邓小平向大会致祝词，祝词指出：“文艺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不要横加干涉”。[1]这次大会给文艺工作者们提供了更加宽松的环境，为文化走向繁荣扫清了障碍。至此文艺界出现了繁荣的新局面，开启了一个思潮变换如云的文学新时代。
　　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树立的样板作品和标榜的创作理论，是以反十七年的“现实主义文学”为前提的，所以新时期的第一个文学思潮首先表现为对十七年文学创作道路的复归上，出现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复归。而真正标志着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起点的是“伤痕文学”的创作潮流。“伤痕文学”率先以展示文革给人们肉体、精神上留下的创伤的方式，控诉伪理性主义、伪理想主义。到“反思文学”阶段将不再限于表现“文革”十年的历史现实，而是把目光投向1957年以来甚至是更早的历史阶段，挖掘长期“左”的思潮的历史渊源。这类作品“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比之伤痕小说，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2]在新时期伊始的“伤痕——反思文学”阶段,在那个庞大的伤痕、反思文学书写阵营中,王蒙却与“伤痕——反思文学思潮” “貌合神离”。此时，他敏感的意识到“文革”后更为严重的官僚化问题,指出复出后的干部与人民隔膜的问题，用公开的方式说出了当时不宜不当公开说的话。
　　新时期文学发展初期，也产生了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新潮文学”，但由于历史条件尚未成熟，此时出现的文学作品往往只借鉴了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作品。早在1970年后期，王蒙就陆续推出了《春之声》、《布礼》、《蝴蝶》、《夜的眼》、《海的梦》和《风筝飘带》等一系列“意识流小说”。较之“伤痕——反思文学”对于社会问题的揭露，这些作品借鉴了“意识流小说”的创作手法，将反思的力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作品中天马行空的自由联想和不断跳跃的时空秩序，也极大的丰富和补充了现实主义小说艺术表现力。但更准确的说，这类小说仅仅是“接受了西方现代派小说的艺术影响，并未真正形成一个艺术流派，也不是西方现代派小说在中国的艺术分支”因此只能称作“拟现代派小说”。[3]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是当代作家借助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方法补充和完善现实主义文学的“新潮文学”。
　　到“寻根文学”阶段，则把批判封建旧文化和重建新华夏文明的触角深入传统文化内部。1984年，王蒙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他又一次赶在别人之前，沿着历史的索道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探索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文化间隙中的心路历程，从而与“寻根文学思潮”“遥相呼应”。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正当作家们纷纷举起文化寻根大旗的时候，王蒙的边疆系列小说《在伊犁》也应时而出。他对边疆地域风情和民族文化大加描述，使小说增加了几分地域文化色彩。虽说“伊犁”不是王蒙的“根”，但仍是他感悟世俗生活真谛的第二故乡，是他心中永远的“桃源”。
　　到80年代中后期，面对西方各种理论潮流的涌入，在新挑战面前，现实主义开始变异与多元发展。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作品逐渐失宠，被一些与主流文学相反的思潮影响下的文学作品所取代。简言之，这一时期比较流行的多是非理性思潮指导下的文学作品，比如后现代主义小说、新生代小说、都市小说，以及以王朔为代表“痞子文学”等等。王蒙此时的创作中也尝试了许多后现代的东西，并把“大众文化”看作解构“极左”政治的有力武器。进入90年代后王蒙身上还保有理想主义精神，更复杂的是他身上同时融涵了主导意识形态与文化精英意识的双重成分。所以此时的王蒙试图以一种更加开放、宽容、多元的姿态来调节中国当代文化的挫折感，这也是他既明智又无奈的现实选择。
  参考文献：
　　[1]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J].文艺报,1979:11-12.
　　[3]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84.
　　[4]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