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病非一日，沉疴难返

 

——从《儒林外史》看科举痼疾

 

扬州大学文学院1302班 孙 宵

 

  《儒林外史》第一回中，王冕闻听礼部取士之法，只说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①真可谓一语成谶。那些后辈士人，沉浸在功名富贵里，一个个都把本心忘却，更不消说那学问、品行与进退之道了。就算披蟒腰玉、声名煊赫，又能如何？学不达于道，行不守其方，进退失据，不过一蠹虫罢了。可叹还有众多学子蝇营狗苟，专意仕进，如痴如醉之状，直让人感到可笑可怜。
　　吴敬梓把他所说的故事，都假托是明朝的，可实际上书中描写的科举活动和官职名称，却都是清朝的，然而无论明清，八股文都是求取功名的唯一手段，因而也成了当时学问的正宗。这种文章形式单一古板，题目又只取四书五经里的只言片语，时间一长，便只剩下一些陈词滥调，如此又能做得什么学问？马二先生与蘧公孙论文，便以理法为主，其他如注疏气、词赋气之类的个人风格，都一概抛弃掉了。马二先生算是古道热肠了，他是真念着八股文的好，把它当做一门学问，并恳切地为制义的精神作宣传，尽管功名并不曾眷顾于他。可更多的人却彻底疯魔在这八股的套路里，不可自拔，只把八股当做仕途的敲门砖，确是本末倒置，忘了读书人的本分了。那些先贤往圣，或起于版筑之间（如傅说），或出于市井之中（如管仲），或拔于仆隶之群（如百里奚），有哪个来课他的学业，又有哪个来定他的文章？可国君都师事于他们，他们的草莽之学，也都成了庙堂之术。放在书里，便如王冕一般，寄情于荷塘风光，看似懒散，所谓天下事，也不过在面饼韭菜间就交代了。由此可见士人的学问，应以道为本，顺乎自然，若为功名而向学，随波逐流，前日作诗，昨日赋词，如今又拆八股，只不过如“二进”一般蹉跎岁月罢了。
　　读书人把学问抛在一旁，文章只充作仕进的手段，忘本若此，其品行的沦落，更可想而知了。首先带来的，便是心理上的异化，以举人论，虽不是进士，但也有做官的资格，在当时就相当于一个特权阶级了，所以也无怪范进一听到自己中举便高兴得疯了，而胡屠户也再不敢骂自己的女婿是“现世宝”，转而尊为天上的“文曲星”了，中与不中之间，世态便炎凉至此。而士人之间，若通达的早了，便也傲然于同侪之间，自高自大起来了，如梅玖中了秀才，便不把年长的后进周进放在眼里，处处摆谱刁难，而周进却无一言以对，反而毕恭毕敬，就是这个道理。读书人在心上就把自己看轻了，对功名的态度，也就越发露骨鄙俗了。文章都只是求仕的通天梯，而功名，也不过是满足自己物质享受的一个保障罢了。是以他们的言谈渐形贪鄙，而德行更是慢慢销蚀殆尽，只为求那一时的欢愉，匡超人忘义背恩，牛浦郎盗名交游，不都是如此吗？比较让人痛心的，便是荀玫了，他是周进的得意门生，以第一名的身份进的学，可在功名或者说功名的好处面前，他也没能守住自己的底线。老母去世他本应丁忧，但为了到手的功名，他却想要瞒报甚至妄图申请夺情，全不顾母亲的抚养之恩。后来不得不回乡守孝之后，他再做官时便抓紧把拉下的好处找补回来，结果最后因贪赃被拿问了。早先他还看不起梅玖的势利，如今自己却留下了不名誉的收尾，此中可见功名的诱惑和士人的迷失。
　　贪务功名者如此，而那些吴敬梓所推崇的高士们，又当如何自处呢？他们在物欲的大潮下还保持着自己的个性和理想，但面对这个污浊的世间，他们又不免感到彷徨和无力。人们总易被杜慎卿那样姿态大于思想的“名士”范所迷惑，却往往忽略了那些甘于淡泊的真儒者，像虞博士，他没有什么奇情俊才，所为人称道的，便是他的真实与平淡，不流俗，也不高蹈，可说是儒家中庸和道家自然的理想结合，因而他在无形中成为了贤人的领袖与灵魂人物。他并非没有对现实的匡正之心，但又不想通过权力来实现，而是希求用言行来感化，这样的期望确实美好，但也相当的无力；与之相反，正儒迟衡山就自觉充当起价值观的维护者，一如虞博士的真诚，他最打动人的就是他的热情，尽管他的方法很传统，甚或可以说是“迂”，那便是再立礼乐，把三代以来丢掉的东西重新拾起，于是便要祭南京的先贤吴泰伯。他是那样的认真，乃至刻板，却没人忍心指责他，眼下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便是人们太机灵，太轻浮了，迟衡山的“迂”，反而显得宝贵了；再看杜少卿，与贤人相比他更像奇人，不似虞博士那般闲淡，也不像迟衡山那样迂阔，他始终我行我素，张扬个性，鄙弃功名，目无官长，轻财好施，恣意交游，一如过往的魏晋名士，用离经叛道的方式来表达对世俗的不屑与反抗。杜少卿是洒脱的，是本色的，同样也是落寞与孤独的，少有人关心他的品格与本心，更多的是贪图他的家财和浮名，管家娄太爷临终前的良言便道尽这个风光人物的单纯与无力，而杜少卿能做的也只有流泪应许而已。贤士与奇人在这个病态的世间是如此的虚弱，所做的改良就更不值一提了，泰伯祠短暂的兴盛过后却又悄然荒寂，三山门贤者的饯别更宣告真儒彻底的离去。就算如此，在这个被功名浸染的世道，贤者本真的一面也要受人搅扰，如隐者庄绍光便总为虚名所恼火。
　　已经病入膏肓了，不在时代，也不在科举，而在人心。于体制而言，科举并不是恶政，在其草创之初，便有着向全社会开放权力资源，并激发起全社会向学热情的意义。就算从八股上说道，历史上也不都是“二进”那样的人物，明时的心学大师王守仁，当朝首辅张居正，便都是八股选出来的人才，如果真是自己的学问不好的话，对文章格式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若说科举真有什么弊端，那便是士人一旦堕入到体制中，把那独立精神渐次消磨了，以至于逐渐变成了皇权的附庸，为功名利禄所迷醉。唐太宗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②，并非只是得到贤才的喜悦，同时也有把控士人之心的得意。在科举大兴之后，原有的士族门阀的势力便被大大削弱，那些从民间进入庙堂的新秀们不但能取代他们原有的功用，同时还保持着对皇帝的绝对忠诚，因为他们的所有权力都直接来自于帝王。而在皇权大获全胜的同时，却也标志着“士”身上贵族色彩的褪去，这不仅仅是政治话事权的丧失，同时也有各方面价值的沦丧，他们的学问，他们的操行都不再是自己的，而是可以被称量、可以被售卖的交易品，至于对象，便是那高高在上的皇权，可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却很少能明白过来。过往“王马共天下” ③，士族与皇族合作的景象，已永远成为历史，士人在皇座前的头颅也压得越来越低，这是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而产生的。而明清时期，恰恰是君主专制的高峰，科举在此时并没有发生什么本质的变化，而人心颓败之势，却渐趋恶化。如果说都是为了适应科举制的话，那未免太过冤枉，只能说，世俗往往只看到国家养士的尊荣，却少有明白过往国士报国的责任的，最终科举会堕落为一种纯物质性的活动，也只能慨叹世道艰难了吧，毕竟制度的出发点还是让人“趋利避害”，以维护最基本的社会稳定，可是人却慢慢把本心给抛却掉，以物欲为本，这又是制度最初的订立者所始料未及的了。
　　孔子与子贡品评士行④，至上为“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不悔于心，不愧于国，可谓国士，《儒林》中萧云仙正有此际遇，真儒们应有此资格，可惜时运不昌，徒叹奈何；次之为“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敬重道德，自成教化，虞博士便是如此；再次为“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无论如何都贯彻自己的言行，虽不为君子所取，但也教人敬重，说的是凤四老爹那样的侠士。至于那些身在庙堂的“斗筲之人”，就离士太远太远了，《儒林》之中此种人何其之多，不需赘述。偏偏在书中，只一个庙堂之位，便让无数好男儿折腰俯就了，千载之下，士风沦落如此，也难怪迟衡山感叹“礼乐不兴”，这是孔子留下来的老课题了。只可惜随着真士人的消逝，已很少有人有这样的责任感了。“士”原本应当成为社会的良心，可此刻他们却也需要人来拯救，也就无怪吴敬梓会进行这样的创作了，他在描写范进、严监生、匡超人等病笃之人的问题同时，也希望通过塑造虞博士、杜少卿、萧云仙等理想人物来探寻救世的良方，他的痛心和焦虑于此可见一斑，是以最后他的失败也更为惨淡，随着贤者们的落幕，读者们便只能在市井人物身上聊作安慰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却也达到了吴敬梓的极限。然而他自身的苦心孤诣，包括对现实环境的清醒认识和对古老士行的真诚向往，却不得不让人对他的努力表示由衷的赞誉与钦佩。
　　注释：
　　① ：出自《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一回. （清）吴敬梓著.光绪十四年鸿宝齋石印本，错字参上海海左書局印校改.
　　② ：出自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三秦出版社，2011.2.
　　③ ：出自《晋书.卷九八.王敦传》，（唐）房玄龄等著.中华书局，1996.4.
　　④ ：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三》，《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6.12.
　　参考文献：
　　[1]《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 （清）吴敬梓著.光绪十四年鸿宝齋石印本，错字参上海海左書局印校改。
　　[2]《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王炳照，徐勇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6。
　　[3]《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胡益民，周月亮著，安徽大学出版社，1995.11。
　　[4]《释<儒林外史>中提到的科举活动和官职名称》. 翦伯赞著，《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