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富强之路的邓小平

  【摘 要】 中国从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走来，积重难返中转向共和民主，最后拯救中国还是中国共产党。但好景不长，毛泽东带领着中国人民冲出了帝国主义的重围，却在全民的崇拜中走向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浩劫之后，带领中国真正变形成为一个有活力的发展中国家的，是邓小平。本文旨在通过对邓小平的个人经历和性格秉性分析其能够带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新道路的原因。
　　【关键词】 邓小平；历史；中国改革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要管理这样一个国家绝非易事。在古代中国，统治者们发明了科举制度，选拔官员并培训，让官员们层层管理，从而做到对全国的统治。但这样的体制下，基层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难以进步，18世纪末，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武力威胁，封建帝国逐渐难以为继，但仍然没有意识到社会需要变革，直到甲午海战兵败于岛国日本，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一些有维新思想的官员才开始想通过向西洋学习，在百日之内建立新的秩序。但是日本改制用了二三十年，而且是在日本皇族的支持下，由上至下地全国改革，而维新派时间短，而且还受到了慈禧的反对，最终并未能够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新秩序。
　　而到了1911年时，清王朝已经积弱难返，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大厦将倾。而武昌武装起义引发了一系列连续反应，最终为中国的封建体制画上了一个句号。但辛亥革命能够摧毁中国的封建统治并非因为其羽翼已丰，而只是因为清王朝过于风雨飘摇。辛亥革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其背后的政治力量却没有能力建立起强大有序的政府来取代清王朝。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表面上成为了一个共和国，但其领袖相继登场却难以维持国家的统一和平。
　　首先登场的是袁世凯，他凭借其强大的军事手段统一了中国，却无法获得民间领袖的认可，也无力与各地军阀相抗衡。
　　孙中山在袁世凯倒台后，在广州组建了一个政府，并建立了国民党来统治这个国民政府。但当时中国国情实在过于混乱，孙中山是一个好的革命家和宣传家，却没有足够的组织能力和必要的外部支持来稳固国家，只能在1925年抱憾离世，给后人留下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孙中山之后，军官蒋介石接过这副重担，但他难以处理国民党内部的共产主义者和右翼的激烈斗争，后来双方反目，蒋介石残忍地开启了清共行动，屠杀了那些坚持共产主义的同志。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蒋介石也不得不与各种大商人、地主和地方军阀合作，虽然他获得了支持，成为了中国政府的领袖，但也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腐败和通货膨胀等问题，百姓对他丧失信心，转而选择中国共产党，丢失了民心的国民党也在之后的两党之争中败给了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则是一位杰出的策略家和领袖，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在1949年统一了全国。而且在国共斗争的背景下，他建立的政治结构深深渗入乡村和城市，使得国家更为统一团结，在苏联的帮助下，也开始了现代化建设。这样智慧而富有远见的毛泽东本可以给中国带来富强，但他的一念之差却将中国由稳定有序拖入了一场严重的浩劫之中，使得国家物质和精神发展都停滞甚至倒退，无数民众在口腹的饥饿和精神的恐惧中死去。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也没有成功走上富强之路。
　　1978年邓小平上台时，留给他的就是这样一个中国：一个刚刚结束了政治、精神和物质的混乱，四处都是破坏痕迹的中国。但邓小平也有着许多前人所没有的优势，毛泽东留给他的是一个已经统一，有着强大的政治统治体系和现代工业的中国。当时的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也已经体会到了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需要新的变革的急迫性，邓小平能够团结哪些重返岗位的老干部，利用他们的技能和精力，为新生代提供有利的过渡。
　　邓小平一直是一个爱党爱国的人，当他重返政治中心时，他带回来的不是由于过去所受遭遇的怨气，而是对中国情况的客观思考。他无意于纠结过去的错误或要求有人为此负责，而只想将当下手中的牌打好。在文革下放江西期间，没有哪个高官比他更深入地思考过中国的旧制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又该如何挽救它。他认为过去的失败不能归罪于毛泽东一人或者任何一个团体，更根本的问题是制度的缺陷，过去20年的制度对居民和经济都控制过度，使其丧失了主动精神和活力，所以他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既做到国家稳定，又让社会重新恢复活力。
　　当我们站在邓小平时代之后再回看才发现，邓小平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多么关键又重要的人物，他改变了这个当时还承受着大跃进和文革后果的国家的前进方向，而他所做出的决定又跟他的过去经历和个人秉性密不可分。
　　邓小平出生于农村的小地主之家，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抓住机会去了法国做劳工，并找机会在当地抓住机会学习现代科技。在外国的经历深深影响邓小平，他深刻体会到了白人和当地劳工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当时和他一起出国的许多中国学生也多家境殷实，到法国本是为了学习科技报效国家，却只能在法国干着各种没有技术含量的苦力活，拿的薪水也比普通工人低。但他们虽然在法国受尽屈辱，却为中国文明而深深自豪，成立小组探讨救国问题。在法国，邓小平发现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也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劳工、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的地位，并成为了一个立场坚定、富有经验的革命领导者。
　　后来邓小平经德国逃往苏联，在苏联的学校中进行了更多学习。当我们回首时，会发现苏联对他最重要的影响应该是当时苏联的“新经济政策”。这种经济政策实施于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体制之前，鼓励小农、小工商业甚至较大企业的发展，也鼓励外国人来投资。邓小平认为这种在共产党控制下地市场经济比资本主义制度更能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这或许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思想起源。和邓小平相比，没有过出国经历的毛泽东或许难以了解到这些世界发展的大势，从而没有邓小平所有的洞察力。
　　除了国外经历给邓小平带来的独特视野之外，国内的政治经历也让邓小平为治理国家做了充分的准备。邓小平从共产党建立之初就有机会跟在党内的最高领导人身边学习观察。1927年从苏联回国后，他在周恩来手下从事工作；当毛泽东开始在江西建立根据地时，邓小平在瑞金担任县委书记，从毛泽东那里学习如何建立农村根据地。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尊重和支持也让他在长征之后成为了毛泽东信任的人，被委以重任。在1952年到1966年间，邓小平一直在北京的政治中心，与毛泽东近距离共事，参与到许多与新中国发展和外交有关的战略制定中，毛泽东也将他视为潜在的接班人。可以说，在1978年正是面临国家道路选择前，邓小平已经在思考国家战略方面上花了50多年。
　　但邓小平能够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在国外发展势力，观察学习，在国内积极落实，一直处于政治中心，也离不开他个人的秉性，毕竟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在同样的环境下做到他做到的事情，承担他承担的责任，看到他看到的机会。
　　邓小平在苏联求学时期就被评价有很强的纪律性，在之后又当了12年的军人，一生中强调纪律，认真落实，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完成了很多出色的任务。
　　他也非常聪明，在学生时代便名列前茅，后来从事地下工作期间更是学会了把所有东西都记在脑子中，不用任何文字辅助就能做一个小时条理清晰的讲话。
　　但那个时代不缺乏聪明又有行动力的人，邓小平能够“三起三落”走到最后，还离不开他刚毅的品格。他虽然相比毛泽东，更被人民亲近，但实则外柔内刚。一方面，他经历了许多挫折，但从不让情绪左右自己的决策，而将一切都建立在对国家有利的立场上进行决断，他不仅对朋友、同志从不讲私情，更是从来没有回乡探望过，即使是关系亲密的妻子儿女，他也从未对他们吐露过任何跟国家决策有关的事情。
　　这样的邓小平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人，但最后一点让他成为了一个改变中国发展方向的“变形者”——他的乐于学习和善于学习。在与西方领导人的交流中，他的直率和务实让他们甚至以为这位领导者会最终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但邓小平的开放来自于其在法国期间对资本主义的洞察和在苏联期间对共产主义的深思，他内心深深地明白中国需要什么，中国需要的不是过于僵化的共产政策，也不是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一个类似于“新经济政策”的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曾经有过许多国家政策上的尝试，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革浩劫刚刚结束时，人们站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废墟中，或许看不清未来的路，我们也看不到那时候的中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但是当这样一个领导人出现后，这种选择又似乎成了历史中的必然，他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的“变形者”，他就是邓小平。
　　参考文献：
　　[1]付高义（EZRA F.VOGEL）著；冯克利译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译校.邓小平时代[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